远在异国他乡,把自己活成打工机器的他们

2022年6月13日17:22:09 评论 89

1

身处浙南侨乡,毫不夸张地说,谁家没个在欧洲打拼的亲戚呢?比如我二舅,他就在意大利待了20多年。

二舅过去是海上讨生活的渔民,打渔收网是一把好手,可东海渔业资源日渐枯竭,跑一趟船挣不上多少钱,他就动了改行的心思。选择经商,要本钱、销路,还得会点儿手艺。二舅性子憨厚,只有小学文化,不是做生意的料。可要是务农,渔村地少,家里兄弟又多,若分摊下去,一大家子都难以糊口。

于是二舅想到了出国打工。浙南一带向来有出国劳务的传统,温籍华侨遍布四海,先辈们积累了一整套出国经验,从国别选择、行动路线,到中介、接应点,一应俱全。早年间,如果没有合法的出国劳务渠道,一些人会靠先出去的同乡手把手地教:从哪里上飞机,在哪里跑路,什么样的旅馆和华人工厂会收留“黑户”,都讲得一清二楚的。要是旅行签证批不下来,一些人会用假护照鱼目混珠,也有用真护照的,业内称“端人头”——把别人的护照照片撕下来,贴上自己的,偶尔碰到年龄对不上的,被海关识破,只好打道回府,剩下最后一条路——偷渡。

按照惯例,用于偷渡的“中介费用”须在出发前支付。可但凡手里有点儿积蓄,谁想跑到国外去呢?于是前后林林总总的费用,多半是亲友们一点点拼凑出来的。在侨乡,出国是一件大事,亲友们多半都很慷慨。本地有一个俚词,叫“送路彩”,过去是专给儒生用的。秀才们赴省城应考,街坊亲友都要凑份子,那时的“路彩”沉甸甸的,蕴含着家乡父老的殷切盼望,如今,这个词却用在偷渡客的身上,它不再是无偿赠与的份子钱,更像是一种无息贷款——等出国打工赚了钱,是要加倍奉还的。

因为偷渡的人不少,“蛇头”也渐渐变得职业化,信誉都还不错。毕竟有一份同乡情谊在,万一偷渡失败,“蛇头”们会退还一部分费用。要是偷渡客实在穷得拿不出一分钱,有些“蛇头”甚至会提供短期的特殊贷款——成功入境后,偷渡客头2年的薪资会被用来抵偿欠款。

当年在众多的国家和地区中,我二舅看中了意大利的普拉托。这个城市是意大利乃至全欧洲的纺织名城,拥有大量的成衣企业。由于缺少劳力,订单又多,从80年代起那里的成衣企业的外联加工事务几乎由华人工厂包揽了。早年过去的华侨在那儿搞起了中国街,几乎没有语言障碍——对二舅来说,这个地方简直是天时、地利、人和都占全了。

二舅运气不错,用一本假护照成功入境意大利,没吃偷渡的苦。待满5年后,他用攒下的钱换了一个合法居留的身份,终于在意大利扎下了根。那时我还小,每到年底就盼着二舅回国一趟,因为他只要回来,决不会空手。我吃过他带回来的牛奶巧克力、金枪鱼罐头、威化饼干,用过外国的洗发水和面霜,气味好闻极了。

年幼的我曾羡慕地问二舅:“你在国外是不是整天吃牛排,喝葡萄酒?”

二舅抬起头,笑得很欢快:“是啊,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?”
转眼到了2014年,我去意大利旅游,顺道去了一趟普拉托看望二舅。
二舅在那里开过一家加工厂,给意大利某知名品牌做过代工。这家品牌号称产业链全手工制作,但事实上,许多低端产品都出自华人劳工之手。后来,一场火灾让二舅损失了所有机械和物料,他不得不放弃这门稳定的生意。

那天,我先来到普拉托市中心的闹市区的中国城,相当热闹。街道和小巷纵横交错,到处都是中文门脸,汉字厂牌,街上黄皮肤黑头发的脸孔随处可见。如果忽略掉街上偶然走过的白人和北非裔,这里几乎就是另一个温州小镇。

二舅在另一个中国城,位于普拉托郊区。那个地方全是密集的工厂,有现代化的厂房,也有简陋的出租屋,带着更浓郁的劳动气息。凭着多年积累下的经验,二舅已经转行做起了中介生意,效益还不错。他租的房子有两层,上面住人,下面租给同乡当作生产车间。从外头看,这排车间有点儿像车库,可白色的卷帘门往上一拉,里面就伸出几十双或冷漠或茫然的眼睛——他们全是中国人。

在我的想象中,非法劳工多半生活在阴暗逼仄的地下室,说不准老板还设置了几道暗门,方便隐匿。只要警察和移民局的官员出现在门口,工厂里立马鸡飞狗跳,乱成一锅粥。

二舅曾给我讲过他的经历。20年前,他还没拿到居留许可证时,普拉托的地方警察局经常在半夜搞突击检查,抓非法劳工。厂东一得到消息,会把睡梦中的“黑户”全都叫起来,再随手指一个方向,跑——二舅和同乡们裹着床单一路狂奔,藏到各种阴暗狭窄的地方。否则一旦进了局子,就会直接被遣送回国。比起自忖险境拼命奔逃的“黑户”,意大利的警察们可没那么敬业,他们跑累了,喘口气,便会转身离开。

再看眼前的生产车间,地方并不大,却被几十台缝纫机占去了多数空间。室内采光也不好,每台缝纫机上都挂着一盏亮度很高的吊灯。工人们熟练、从容地操使机械,发出“咔咔”的响声,将一件件毛衫和大衣车上线、套上袖口,接着便将成品、半成品丢到脚边的筐子里去。剩下的空间更小了,摆满了桌凳、空塑料筐。工厂的东主踮脚而过,用温州话打招呼、记数目,之后就将车好的成品衣物一筐筐地拉到货车上,送回客户的工厂。不久之后,这些昂贵的大衣、名牌皮包,就会打上“Made in Italy”的标识,发往英美的各大商场。

我在车间里晃悠了一圈,一瞬间竟有些恍惚——这个小车间和江浙一带的小加工厂没什么区别,不管是机器布置,还是工位上坐着的人,都和老家的一模一样。我嘀嘀咕咕地说:“这也不神秘啊。”

二舅搓搓手,嘿嘿地笑,说提心吊胆地躲警察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:“这些年,欧洲国家普遍缺乏新鲜血液,发下了不少居留许可证。许多华侨组建正规公司,签署劳务合同,开始合法化运作,黑身份的劳工倒是越来越稀罕了。”

我对二舅调侃:“江西人跑来温州打工,温州人却跑到意大利出国打工。”

二舅一拍脑袋,哈哈大笑。

2
下午,我和二舅决定去米兰逛逛,顺路搭上了他的熟人老陈。
我和老陈在车上攀谈起来。已经60岁的他来意大利快30年了,女儿嫁给了一个白人,在米兰市区开了一家咖啡馆,他想过去看看。

我问老陈都去过哪些地方?他挠挠头,说自己来意大利这么多年,生活圈就在普拉托的中国城附近,只在女儿结婚时跟着女婿去了法国南部旅行——那是他这大半辈子以来第一次踏出意大利国界。

相比美国,欧洲人的圈子要小得多,华侨几乎不会主动融入当地文化,而是自发地聚集在“中国城”生活。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在普拉托待了几十年,仍说不上一句意大利语。“二代”们的生活范围要广一些,他们从小在中国人办的学校里上学,教师也多半是同乡,相比国内的学校,只多了一门意语课。成年后,他们在这里结婚,用的也是中国的仪式,就连酒席上也摆着的菜肴,无论菜品、调味、摆盘都和老家的一模一样。

 

不知是寂寞还是上班憋久了,老陈在陌生人面前显得十分健谈,他语速很快,话题也是天马行空。从几天前某间华人商铺发生的火灾,到两个被当街捉奸的男女,一直谈到了10年前在工厂里发生的一起抢劫案……

“你知道吗?我是从油桶里漂过来的。”老陈忽然说。

2000年之前,中国的几个侨乡就成了意大利海关的重点关注对象,有时连旅游签证都很难办下来。一些偷渡客便铤而走险,先想办法飞到北非国家,再坐船靠近意大利,伺机而动。有时,那些用来登陆的小艇会被海警截停,在最极端的情况下,偷渡客们得躲进特制的油桶里,任凭海浪带着自己靠岸。

我下意识地打量了一下老陈的体格,他身高1米85左右,怎么可能塞进油桶呢?老陈可能察觉到了我的惊讶,只是淡淡地说:“我们那批有4个人,其中一个是我的妹夫。可惜,靠岸的时候只上去3个,我妹夫失踪了。”

“都30年啦,还讲它做什么。”二舅咳嗽了一声,颇感慨地说,“打鱼的时候遇上台风,整条船都会翻掉。不远万里来到意大利,结果客死异乡,这些都是没办法的事。哪怕碰上了也不能怨天尤人,只能说运气不好。侥幸活下来的人,那就安安静静地赚钱,莫要想其他东西了。”

老陈点了点头,二舅又说起他们这一代人对自己的性命并不十分看重:“生命也是分贵贱的。我们能选的路子又有几条呢?反正逃不了一死,那就尽情折腾算了。”

这话题有些沉重,车厢里的气氛立即沉寂了。

早在建国之前,就有零星的华人群体进入意大利务工。普拉托的大规模移民史可以追溯至上世纪80年代,但数十年下来,有入籍意愿的华侨凤毛麟角。对大部分中国工人来说,普拉托再好也只是个挣钱的地方,它跟国内某个城市没两样,只是薪水更高,仅此而已。

为了打破令人难受的寂静,我主动问老陈打算什么时候回国?老陈摇摇头,没说话。过了一会儿,他才轻声说自己准备再干两年就回去,“这地方就跟坐牢一样!”

普拉托是个安静的城市,不管是白天还是夜晚,街道都很平静,来来去去的行人以年轻的二代移民居多。正值壮年的人大多待在工厂和商铺里挣钱,不放过宝贵的一分一秒。

 

二舅说,普拉托是一个鄙视懒人的地方。在这里,每天12小时的工作时长是常态。有些工人是计件拿工资,为了尽早清偿出国的花费,他们会主动干得更久。除了干活儿,他们几乎没有娱乐、没有爱好,生活静悄悄的,沉在深深的水面之下,“如果能适应普拉托的生活节奏,那一定是个无趣的人”。

二舅受不了这种日子。自从出了国,原本滴酒不沾的他一顿午饭能干掉两大瓶红酒——只有这样,他才能忍着四肢的酸痛堪堪睡下。老陈亦是如此,任他在普拉托生活了近30年,这里似乎没有留给他多少美好的回忆。他刚来的时候就在工厂里“踩衫”,给皮包打缝线。后来拿了永居证,工资高了,仍旧闷头“踩衫”,给皮包打缝线。几十年来,似乎什么都没变,又似乎什么都变了。

“落叶归根。”老陈叹了口气,说老家的房子已经置办好了,就等他回去养老了。

我问老陈老家还有什么人,他摇摇头,说长辈全走了,就剩一些侄女和侄孙。他儿时的朋友也都基本断了联系,见了面也不一定能认得出来,“想一想,其实回不回去都一样,谁还记得我呢?”

之后,老陈就不再说话了,只盯着窗外的风景怔怔出神。

 

3

2019年年初,二舅回国,开始谋划自己的后半生。
他早几年在老家买的房子终于交了钥匙,这是他预备用来养老的小窝。在2个月的假期里,二舅要拿定所有主意,把房子的硬软装和其他东西全部置办起来——下次回国,就不知道是猴年马月的事了。二舅的小女儿也特地从大学请出半个月的假,打算陪陪久未谋面的父亲。
当年二舅在意大利扎下根,先后把老婆和大女儿带了出去,因常年打拼顾不上教育,他们只能把小女儿寄养在岳母家。自小女儿出生,长到20岁,父女相处的时间加起来也不超过12个月。
家族聚餐时,二舅喝得醉醺醺的,开始絮絮叨叨。一会儿说小女儿打扮靓丽,太过惹眼,一会儿又让她用功读书,不要浪费钞票……见小女儿默默地动筷子,不理他,二舅忽然拍了桌子:“说你呢,没听见呀?”
我给小表妹出头:“你在意大利待了20年,回来的次数两只手数的着,她为什么不听你的?对她来说,你就是个陌生人。你只顾在外头挣钱,隔几年才回来一趟,凭这就想教训孩子?”

二舅跟一只戳破了的气球似的,立马就蔫儿了。

当然,除了骨肉分离的遗憾,回乡的二舅也有支棱起来的时候。

在我们家乡,每隔几年就要修族谱。修族谱要立碑、请吹打班子、大摆宴席,还要唱上七天七夜的戏,一套搞下来,花钱如流水。但华侨们对此总是最热心,也是出手最阔绰的。

修好的族谱,照例要请进祠堂。几个村子的人都涌进祠堂,将里头堵得水泄不通。充作主祭的长辈站在台上,对着乌泱泱的人群,将乐捐册上的名字和数目一一念出来。排在前头的那几位,总是华侨。

事实上,这些人在国外多数从事加工业,没有几个做过真正的大生意。他们与家乡脱离太久了,难得碰上一次露脸的机会,尤其是在父老乡亲们面前。于是,当他们的名字率先被念出来,就颇有一种衣锦还乡的意味。

4

女友小乐也有亲戚在普拉托待了15年,“我叫她兰姨,她很早就出国了”。据说,兰姨每次回国都要带上一大皮箱的沐浴露、洗发膏、面霜,亲戚朋友人人有份。事实上,国内早就不缺这些东西了,但人的习惯总是很难改变。

 

跟小乐交往了两年后,我终于见到了兰姨和她的丈夫。姨父是个有趣的人,他外貌出众,性格风趣,爱穿西装裤加一件很飒的黑皮衣。可惜他时运不济,做什么生意都亏本,最后彻底把家底捣腾光了。

15年前,兰姨撺掇丈夫一道出国,用的是假护照。出国的路子并不曲折,也不神秘,却需要十足的耐心。可没过两年,姨父就受不了国外无趣的生活,一个人先跑回来了。他在亲戚面前义正词严地为自己辩解:“一天上14个小时的班,吃饭、睡觉的屋子只有十几平米。那里根本不是人待的地方。”

兰姨当然没回来。开弓没有回头箭,夫妻俩出国花掉了二三十万,再怎么说也要把这笔钱先还了。兰姨打算再熬几年碰碰运气——意大利政府每隔几年就会出台一部新移民法案,华侨称之为“大赦”——只要成功提交申请,“黑户”就不会被驱逐,审核期结束后,可以顺理成章地获得合法身份。当然,期间无法回国,不能改变雇主和工作,也不能触犯一丁点法律。

 

为了留下来,兰姨足足等了5年。

2019年,兰姨回了一趟老家。她女儿依依马上要读寄宿制的高中了,说很想念母亲。

由于兰姨的签证比较特殊,需要赶在3个月的限期前回到意大利。那天上午,我送兰姨去机场赶航班,进了她家,正好瞧见她在整理床铺。她将被子摊开,取下床单,一点点挂到阳台的晾衣杆上。她的母亲坐在餐桌的角落里,背对着我们,看不到表情。

或许是临别的缘故,兰姨看起来相当伤感,手里的动作慢极了。我发现床头柜里放着半叠相片,里头是姨父和一张陌生的女人脸——传闻中的第三者。相片的背景似乎是某个名胜景区,有山有水,风景极美,男人和女人的笑容都十分灿烂。

将第三者的相片堂而皇之地放在家里,这无疑是对女主人赤裸裸的侮辱。据说兰姨年轻时是个混社会的小太妹,头发染成紫色,穿一件短短的吊带裙到处跑,丝毫不顾及他人的目光。可年岁渐长,兰姨却自动忽略了那些惹人愤怒的东西,就像什么都没有看到一样——她如此隐忍,全是为了女儿。

依依马上就要上高中了,每周都需要接送。她的爷爷奶奶年纪都很大了,外婆身体也不好,舅舅正在艰难创业,亏了不少钱,早晚都看不见人影。家里总要有一个男人照看着。

“依依难道不是你姨父的女儿么?就算离了婚,亲爹总不会不管她吧。”我好奇地问。

小乐瞪我一眼,说:“男人没一个靠得住的。”

 

每回兰姨从国外汇款回来,姨父的表情才好看一点。要是久久等不到钞票,姨父就借口收入不支,将依依丢给外婆,自己则跑到外省去玩消失。上个月,依依想买一台电脑,姨父直接甩了脸色:“找你妈要,我没钱。”

“那就让她回国呗,找个平常的工作,起码能照护依依。”我试探地问。

小乐摇摇头,说兰姨一没有文凭,二没有技能,只剩力气。她在国内能挣多少钱?去意大利好歹能拼一拼,把子女的嫁妆和养老钱都挣出来。等以后依依大学毕业,再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,兰姨就能回来过好日子了。至于个人的感受,那只是生命中的细枝末节,完全无须在意。

其实,意大利人的收入也不算高,平均月薪只有2000多欧元。不过,从中国飞去的可不是寻常的打工人,他们工作起来没日没夜。坊间传闻,连巴基斯坦和北非去的劳工都适应不了中国人的工作节奏,一些被华人公司雇佣的巴籍劳工甚至举行绝食行动,抗议高强度的劳动。

 

兰姨全年无休,单靠一手熟练的“套口”技术,每年能挣25万左右的人民币。她在普拉托没什么花钱的地方,除去日常生活开支,剩下的钱统统都能攒下来——代价当然也很残酷,15年里,她的头发几乎掉了一半,头顶出现了一块圆圆的空白。体重也从120斤飙到了150斤,明明刚过40岁,容貌看上去却足有50岁。

 

“她的日子很苦。”小乐哽咽了,很伤感。

 

我点点头,想说几句宽慰的话,却发现无话可说。在普拉托打工的同乡,谁不是这么过来的呢?

5

新冠大流行对普拉托的打击是毁灭性的。并非这种病毒有多么可怕,而是疫情带来的经济萧条,对华侨们的生计造成了深远影响。华人工厂的订单量锐减,连续3个月,兰姨的薪水都不足1000欧元,她有些动摇了。

 

那段时间,兰姨时常打来视频电话,询问温州的防疫政策。我跑了一趟防疫办,又去兰姨家的村居确认,得出“21+7”的数字。

 

“出发前就要隔离14天,没办法开工。”兰姨的声音听起来很疲惫,“落地后还要集中隔离21天,每天400块,那不得8000多块?”

 

我问她生活有没有受到影响。国内新闻都播了,由于武汉出现疫情,意大利排华情绪高涨,米兰的一些商场甚至拒绝中国人进入。兰姨摇摇头,说米兰的确有一些防疫措施,但普拉托的中国城自成一体,同乡们忙着干活,极少出门,影响并不大。

“我是真想回去了。”兰姨叹了口气,听起来很惋惜,“意大利回中国的机票价格疯涨,加上隔离费用,这笔账还是要好好算一算。”

小乐在一旁嚷嚷:“小姨,你早点回来。我听说意大利那边不太安全,白人连口罩都不戴的。”

那时意大利好几个城市都爆发了反抗疫游行,人们摘掉口罩,推翻路障,希望获得通行的自由,防暴警察都出动了好几回。华侨却安安静静,成了最配合政府的群体。

兰姨摆摆手,心事重重地说:“今年只赚了这么点钱,回一趟家,半年就白干了。回到家也不知道能做什么,说不定还不如在这边呢。”

我已经听懂兰姨的言外之意——对她而言,挣不到钱比感染新冠可怕多了。她已经习惯了那种“踩衫”的快节奏日子,每天精神紧绷,像一台上足发条的闹钟,如果回到温州,她或许还需要一段时间重新融入。

等兰姨挂断电话,小乐说,兰姨还是得回来,好好打扮一下,说不定可以拴住姨父的心,现在国内的工资也在涨,夫妻和和气气,日子总归是过得下去的。

 

兰姨的娘家人原先就一直反对她出国务工,如今兰姨攒下了几十万块钱,家却没了。她失去的东西,早已无法用金钱衡量。

 

另一边,小舅的日子也并不平静。

 

今年2月份,俄乌爆发冲突。对普通人来说,或许只是增加了一些茶余饭后的谈资,然而对侨乡而言,那场远隔万里的冲突无异于一股强烈刺骨的寒流。

二舅打来电话,直言心有余悸。这两年,他在葡萄牙做兑汇生意,由于官方查得越来越严,油水和抽头日渐稀薄,他又打算转行。刚巧有个在罗马尼亚做小商品生意的同乡准备去基辅搞批发市场,正在招募合伙人,见同乡获利颇丰,二舅也想跟去看看。

二舅把飞机票都订好了,却被同乡打来的电话浇了个透心凉。他说俄乌可能要起冲突,欧美使馆早早示警,美国人都跑光了,他也回到罗马尼亚了。

 

“还好去晚了,不然,说不准就困在那儿咯。”二舅叹了口气,“也不知道那边有没有同村的家乡人。”

 

我的心立即提了起来。侨乡的人不爱讨论两个冲突方的矛盾根源,甚至不在乎正义与否,只担忧那些流落在外的同乡。那些邻镇、邻村,乃至儿时的发小,或陌生或熟悉的朋友也许正处于危难之中。

国内舆论的注意力几乎都在集中在战事上,本地的生活号则要贴地气得多。关于撤侨登记,安全的临时庇护所,林林总总的信息被转载、汇总、传递。幸好网络没有中断,身处东欧的温州华侨们靠着商会和民间的力量互通有无,联系所有能够联系上的同乡,确认安全状况以及接下来的计划。

据说,那里的治安情况急剧恶化,闹市区也发生了零星的抢劫案。基辅和敖德萨的街上出现了不少士兵和便衣探子,宵禁时间越来越长,从午夜12点一直提前到晚上8点。就算在白天,巡逻队也会随机拦下某个行人,进行严厉且粗暴的盘问。

居住在港口城市敖德萨的温州同乡联合起来,决定在撤侨计划实施前固守不动。他们包下了“中国城”内的一座大厦的底楼和地下室,选出几位男士日夜值守,妇女和儿童则一直待在地下室的角落里,不轻易踏出半步。据说,上街采买物资的同乡遇见了数场枪战,子弹几乎从他们耳朵边上呼啸而过。

一些报平安的视频在几个微信群里疯传,一位温州同乡轻声说:“低调才是最重要的。大家一定要记住,低调,永远保持低调。”

是啊,远在异国的他们一直悄悄地努力,悄悄地出国务工,悄悄地处理对故乡、家人的眷恋。这一次,他们还要悄悄地活下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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